3月以來上海、北京等多地疫情抬頭，對經濟運行造成較大衝擊。中國財政部原部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樓繼偉表示，本輪疫情防控中出現“類公地悲劇”現象，不當封控的影響是全局性的，但很難追責。中央部門對此已出台疫情防控九不準等相關政策，並開始嚴格督查。下一步需要總結防疫經驗教訓，優化應對政策，更有力地推出改革開放舉措，才能從根本上扭轉經濟下行三重壓力。
樓繼偉周四(6月16日)在“2022鳳凰網財經（夏季）雲峰會”發表上述觀點。他解釋稱，經濟學上的“公地悲劇”是指，私有土地所有者無償利用一塊公地，造成公地的過度利用並荒廢，最終使所有使用者受損。與之類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主要靠公共部門，往往偏向於封堵，一個城鎮、街區出現疫情，信息明確、便於問責，但不當封堵造成的交通阻斷、產業鏈不能接續、人員不能複工等影響是全局性的、很難追責，這對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所有參與者都受到損害。
他強調，解決方法是對公共資源的使用加強管制。目前大陸當局已宣布相關政策，包括嚴格防止阻斷交通、“疫情防控九不準”等，並開始嚴格督查。他認為，要優化應對政策，強化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扭轉“供給衝擊、需求不足、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
樓繼偉稱，與全球面臨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相比，當前大陸經濟的主要矛盾非通膨，而是前述需求不足等三重壓力。 他說，“盡管有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但由於最終消費不足，壓力主要消化在產業鏈各個環節。”
至於民間投資不願投、不敢投的問題，樓繼偉表示，民間投資不願投與很多因素有關，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經濟增長，“政府部門在探索，民間也在觀察，但各方認為目前方法還不到位”。
今年以來，中國民間投資增速持續走弱，據大陸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一至五月大陸民間投資累計年增百分之四點一，低於投資整體增速二點一個百分點。
樓繼偉在演講中還表示，全球經濟的確被各種相互交織的負面因素所圍困，“突圍”並不容易。最大的負面因素是全球通貨膨脹，美歐各國物價逐步上漲已有一年時間。而中國情況比較特殊，CPI仍比較穩定，但有其他難題。美歐和中國需要分別討論。
樓繼偉指出，在全球通脹的大背景下，美歐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大同小異。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企業和職工，對停產企業、居家辦公和失業人員，區別情況給予資金補助；貨幣政策都是快速降息和擴表。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重推動下，歐美消費需求強勁，但實體經濟投資意願不足。而且大量的流動性推動CPI更快上揚，全球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上漲。
今年5月，美歐的CPI都達到了8%以上。歐洲央行宣布從7月1日起停止購買資產並開始加息。但樓繼偉認為，這個時間點啟動的太晚。美聯儲雖然已經於今年3月首次加息，但時間點同樣太晚，沒能抑制物價指數繼續攀升。
中國與歐美情況有較大不同。樓繼偉表示，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同歐美主要國家周期性錯位，通貨膨脹不是目前中國需要着重解決的重點問題。
那麼，中國目前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樓繼偉認為，是“三重壓力”——即“供給衝擊，需求不足，預期轉弱”。
2020年，中國采用“動態清零”辦法有效控制住疫情蔓延，並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重點保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因為保住了他們就保住了就業，保住了居民收入。”
所以，中國從2020年下半年起經濟全面恢複，並成為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大型經濟體。2021年繼續維持了這一勢頭，但在二季度末出現了偏差，一些政府部門片面理解“雙碳目標”，采用行政手段嚴禁開工高排放項目，特別是限制火力發電，甚至“拉閘限電”，造成很多企業停產。
樓繼偉指出，“一些政策不符合實際，如為了實現‘雙碳目標’，嚴格限制火力發電，造成電力短缺，出現‘拉閘限電’，負效應極大。這時西方主要國家經濟開始複蘇，大宗商品價格急劇性、大幅度上漲，但全球供應鏈仍舊斷續，內外不利因素相結合，造成‘三重壓力’。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嚴肅的糾正偏差。目前各部委正按照要求加緊制定‘1+N’政策，我們期待能有符合實際的效果。”
“下一步，中國需要總結疫情防控經驗教訓，進一步優化應對政策，更有力的推出改革開放舉措，強化增長內生動力，從根本上扭轉‘三重壓力’。”
最後，樓繼偉談到了美歐宏觀政策的快速轉向對世界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影響。
樓繼偉表示，“美歐宏觀政策的快速轉向，必然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衝擊。首先是美元指數將會走強，改變全球資本流向，衝擊全球經濟。受到衝擊最大的將是相對薄弱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一些高度依賴外債和結構性矛盾突出的薄弱國家，可能引發外債違約與金融危機。我國自2015年開始‘去杠杆’，並加強金融監管，金融機構恢複健康，大型金融機構運作良好，在金融領域大力度對外開放，促使股票市場走向成熟，外債規模並不大，不會受到過於嚴重的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