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报社(香港)讯 彭博周四(6月15日)分析指出，中国需要实行全国性增税，旨在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中国数十个城市背负巨额债务，难以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在现行制度下，中国仅有不到10%的人口缴纳所得税。中国需要更多税收，但将面临中产阶级强烈反对的风险，富人也不愿意支持。
《彭博社》报道称，中国此前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2021年税收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而美国约为27%，只有不到10%的中国人缴纳了任何所得税。据中国领导人称，削减刺激了企业扩张和家庭支出，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来源:Bloomberg)
为了弥补损失的收入，北京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债券发行力度。他们也越来越依赖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向开发商出售土地。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新房需求降温，这种融资模式正面临严重压力。
“人们逐渐更深入地认识到当前的财政轨迹是不可持续的，”世界银行前中国国家主任伯特·霍夫曼(Bert Hofman)说。“这包括最近的减税。”
中国数十个城市背负巨额债务，难以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其中包括鹤岗市，这是一座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拥有100万人口的大都市，其财政问题已成为头条新闻。在20世纪90年代，当大量城市难以发放工资时，中国领导人以以增值税(VAT)和企业利润税为中心的财政改革作为回应。储备迅速增加，到200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收入足以为基本福利国家提供资金。
但地方干部有更大的野心，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不惜重金为农村土地的发展做准备。这需要向佃农提供补偿，拆除现有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然后修建道路、输电线和水管。近年来，这些活动消耗了所有政府支出的大约1/5。
当转换后的土地以利润出售给开发商时，这个过程就收回了成本。公寓楼和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了大批居民涌入，推高了地价。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放缓，2022年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30%，涌入地方金库的资金已减少为涓涓细流。
中国的财政体系，包括土地出让金和国有企业利润等非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1/3，而最大的税收来源是增值税等销售税，这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并不少见。
北京大学教授张昌东(Zhang Changdong)提到说，人们不太可能注意到或反对这种间接征税，而且很少或没有所得税会降低“公民对公共物品或代表权的需求”。不过，这与领导层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的雄心不符，在发达经济体中，政府支出主要通过对个人和企业收入征税来筹集资金。
他补充：“中国转向依赖税收特别是直接税的税制是重要和必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支出需要增加，需要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来支持更成熟的高科技经济。目前，养老金、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约占GDP的13%，而富裕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5%。”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接近成熟经济体，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政府一直在讨论自2021年起在更多城市推出房产税。目前看来，只有上海和重庆有。但该计划在大流行期间被搁置。4月份，自然资源部宣布已经完成了一份包含超过15亿条财产记录的全国登记册的整理，重振它的一个障碍被清除了。
但《彭博社》在文章中点出，更大的障碍可能还在前面。“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70%的财富与住房有关，因此征收房产税“可能会产生抵制甚至抗议，”Zhang解释说。因此，中国可能会谨慎地以低税率征收任何财产税，这意味着它们不太可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为中国所需的福利支出提供资金。
最明显的其他选择是降低个人收入的征税门槛，并削减众多免税额。个人收入税目前产生的收入仅相当于GDP的1%，但经济学家表示，这一水平可能会升至韩国的4%而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即使保持门槛稳定也可能足以扩大税收，因为中国的收入仍在增长，尽管速度比前几十年更为温和。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Wei Cui表示，中国富人在反对增加其所得税负担的措施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功”。中国的富裕阶层没有多少政治权利，但中国暗示增加税收导致10月份中国股市出现抛售。
报道指出，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根据高盛的数据，其债务在2022年仅占GDP的47%，而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一比例为129%。即使将部分相当于78% GDP的地方政府债务转移到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中央政府也有更多举债的空间。
这已经在发生，第一季度的债券发行量是20多年来最大，更多的收益分配给了地方政府。
与此同时，中国可以从国有企业那里挖掘更多资源。据中国经济学家估计，即使略微提高它们的盈利能力，或者将它们必须上交给政府的利润份额从20%提高到30%，中国也可以填补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留下的大部分缺口。
报道总结称，整个中国的财政转型不会是统一的，一些具有快速城市化潜力的城市仍然会发现旧模式适合他们。
“这需要良好的学术辩论，各部委需要动笔，看看能做些什么，”霍夫曼说。“这不需要一夜之间发生，也不需要今年发生。”
